河南中牟的校姓是元太祖成吉思汗裔孙，于明初逃难至这里。年春天出土的明嘉靖四十四年校周、校朱、校颜三兄弟给其祖父母校仲和、校王氏的合葬碑是这样叙述的“南岩旧有夫子庙，相传为回车处，…千八百年后校氏得居之…前此居是无闻也，而校氏独振焉…”
由此可见，南岩被传是孔子周游列国时回车（约公元前年）的地方，校氏在年后来此居住，到明嘉靖四十四年（年）多年在这里繁衍生息，慢慢振兴起来。
然而此后“独振”的校氏家族却经历了一次改姓，他们在明天启年间改成了“较”姓，并在清乾隆年间改回了“校”姓，这是怎么回事呢？
明天启六年《中牟县志》首次记载：在人物志例贡中出现校颜、校先觉、较廉的名字。这是校姓和较姓在《中牟县志》中首次同时出现。其中记载的例贡生是校先觉，而在天启二年（年）校先觉的儿孙给他立的石碑明确记载的是较先觉。
清乾隆十九年《中牟县志》记载有19个“较姓”人士的事迹，如“较于亲”、“较遂养”、“较尉侯”、“较务本”等，没有一个校姓人士；
清同治九年《中牟县志》则同时记载有选举较弟生员，乾隆二年、进士较孝，乾隆元年丙辰科、举人较于亲等较姓人物，武举校秀召，乾隆二十七年壬午科、武进士校建堂，道光二年壬午科等校姓人物，即大约乾隆二十年（年）后再没有较姓。县城南边的“较庄”改为“校庄”，而东漳附近的“较家岗”改为“校家岗”。根据中牟县大洪村校章成家族珍藏的历代地契中记载的较姓、校姓人名来看，清嘉庆14年（年）记载的是较兴祖，嘉庆19年（年）就变成了校兴祖。
明天启年间的校姓为什么改成较姓？是因为朱由校：明熹宗朱由校（年12月23日-年9月30日），明朝第十五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长子，16岁即位，在位七年（年-年）。
避君主名讳周朝就开始了，唐宋时期尤为严格。明朝《大明律》中的条文：“上书奏事犯讳：凡上书，若奏事误犯御名及庙讳者，杖八十。余文书误犯者，笞。若为名字触犯者，杖一百…”.再看《大明会典》：“成化十三年、令举人文字。凡遇御名、庙讳下一字，俱要减写点画。”在此时，皇帝名字的第二个字是要避讳的。到了弘治年间又有新规定：“弘治七年、令作文务要纯雅通畅…御名、庙讳、及亲王名讳，仍依旧制二字不偏讳…”万历而后，避讳之法稍密。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中说：“明季刻本书籍，常多作尝，洛多作雒，校多作较，由字亦有缺末笔者。”明光宗名“常洛”，故改“常”为“尝”，改“洛”为“雒”。明熹宗名“由校”，遂改“校”为“较”。明毅宗名“由检”，遂改“检”为“简”。甚至有把“由”改作“繇”的案例。
为什么是“较”呢？除了这两个字的音形相近，可能还考虑到了他们有个血缘很近的较姓宗亲的存在。校姓本源自黄金家族的，后“趁在草莽，各以封号记族”，传说他们的始祖是木交王，应该还有“车交王”、“耳交王”的宗亲。
校姓先辈们由原来的蒙元统治者到“趁在草莽册”，为了生存长期隐姓埋名；当时的中牟校氏正是学习了先辈，为了驱灾避祸、因时制宜改成了较姓。
改为较姓的校氏家族一直到清乾隆27年(年)的年间，一直使用的是较姓，这个时期中牟较姓家族从文化到从业各个方面都有一个飞跃，进士、状元、贡生等县志有记载的名人多达百人，真正成为了中牟的第一家族。
明朝的避讳有一定的弹性，这就是为什么河南中牟、陕西蒲城的校姓改成了较姓，而其他地方的校姓没有改的原因。
改成“较”姓的“校”姓为什么在清乾隆年间又改回来了呢？
校家祖坟那块墓碑的主人校秀书墓碑铭文记载，改姓发生在“校较互见之后”：中牟较姓与河北栾城乾隆27年校姓京城赶考相见，揭示了较校互见的历史真相。他们都很清楚自己源自同一祖先，从元朝末年到清朝乾隆年间，他们已经失散了多年，欣喜若狂，“莫不报捷”。
当初改为“较”姓他们是为了避皇帝名讳，不得已而为之；但现在兄弟相认，也不再需要避讳了，所以中牟的较姓经全族商议，举族改回了校姓。
校姓是成吉思汗后裔，源自其蒙古姓“孛儿只斤”，再从“校”改成“较”，最终改回了“校”；这充分体现了我们校姓族人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