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如大考，治理见真章。年开年突如其来的这场灾难，从多个方面对基层治理进行了一场摸底考。
这场摸底考，摸出了基层治理中哪些短板和不足？主要的薄弱环节在哪里？为此，十几路记者，深入各地一线，带来抗疫前线基层干部与群众的心声与期盼。
一、应急机制：
预案停在纸上，储备缺东少西
在疫情已经非常敏感的1月底，一名患者前往中医院就诊，CT显示患者双肺感染性病变，但医院未对其作新冠肺炎疑似排除，一直被放在呼吸内科住院治疗，治疗近20天，密切接触医护人员、其他患者等共计约70人。直到2月上旬，该患者医院，才被确诊患新冠肺炎。
2月10日，成都新百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在准备病毒核酸提取试剂盒质量检测所用试剂。新华社记者刘坤摄
多名基层干部表示，医院都出现这种失误，说明在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从专业机构到普通政府部门、再到社会公众，应对意识、应对机制都存在一些问题。
“在日常工作中，地震、消防等演练还多少有些，疫情方面的演练基本上没有。不管是党员干部演练还是群众演练，组织方式和措施几乎没有。基层党组织对疫情防控的专业知识几乎为零。”北方某市组织部门一名干部表示，基层防疫专业知识薄弱，应急反应迟缓。
一名基层干部反映，镇村即使有突发事件应急方案，操作性也普遍不强，而且很少演练，或者演练走过场。
专家指出，十几年前制订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宏观指导有余，细节规范不足，预案的实操性和时效性没有迭代升级，才导致本次疫情来袭时，“虽有预案、演练，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一位公共卫生研究专家告诉记者，非典后，从国家到地方县区都建立了传染病疫情或者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的预案，但存在省级抄中央、市抄省、县抄市的问题，缺乏结合本地实际的细则，机动性、灵活性不够，想用的时候没什么用。地方政府更多等待上级指示，过多依赖上级决策。
二、专业力量：
人到用时方恨少，基层干部往前冲
突发事件中，对专业力量的渴求是急迫的。此次疫情暴发初期，武汉医院，导致恐慌情绪蔓延，增加交叉感染风险，就是基层医疗力量和服务能力薄弱的后果。
医院的院长表示，过去十年，医院硬件建设得到加强，但骨干人员流失严重，业务能力下降，社区、村医、乡镇卫生院的治疗能力弱化。“我们这有的村都没有村医了，也不知道排查是谁在做。”黑龙江一名基层干部说。
在四川西部一个偏远农村地区，该镇卫生院只有10多个医护人员，但要负责镇上几万人的疫情医疗需求，尤其是一些疑似病例，镇上缺乏防护措施，也缺乏诊疗条件，必须要往上转运。
一名基层干部表示，医院后仅仅做一个排查，排查后不符合疑似病例，需要居家隔离，患者又得转回来，不仅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还可能加大疫情传播风险。
2月17日，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街道申杰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李强（左）对已经封装好的居家隔离居民生活垃圾喷洒消毒水。新华社记者方喆摄
记者调研发现，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普遍不行，做不了相关检查，也没有能力判定就诊的患者算不算疑似病例，医院集中，分层分级处理难以实现。
同时，此次疫情也暴露了传染病防治人才培养上的欠账。目前各级疾控中心在招聘预防医学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时，由于报名人数太少，大多免去了笔试而直接面试。由此可见这一领域专业人员的匮乏，如今是“人到用时方恨少”。
有专家告诉记者，按照传染病防治法要求和规定，每个市都应医院，每个县都应当有传染病科。可是疫情过去后，传染病院就陷入窘境，难以为继。“这就造成整个传染病专业队伍建设和应急储备陷入一个怪圈——有事情，政府重视，投资多，发展起来，应对能力提升；不发病，没事情，受冷落，专业队伍流失；再出事情，政府再重视，再增加投资……”
北京市某社区在居民楼内张贴的消毒通知（2月17日摄）。新华社记者兰红光摄
三、素养培训：
平时不“烧香”，遇事走极端
“这次疫情像是一场风暴，风暴过去了才知道谁在‘裸泳’。”秦巴山区的一名县委书记说，这次疫情暴露出基层干部群众防护意识、科学素养、卫生素养等较差，应对疫情这样的公共突发事件缺乏主动性、自觉性、警惕性。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部分群众麻痹大意，觉得无所谓，不配合、不服从应急管制。“村里虽然设置了卡点，但一些不听劝阻的村民该出去还是出去。”西部地区一个村庄的疫情防控志愿者陈东说，一些村民不仅不戴口罩，没事还到处跑，有村民甚至说：“反正我们这里又没人得病怕啥子嘛，该死的还是得死……”
二是科学素养不足，导致群众防护方式不对或走极端。南方某省组织系统一名干部说：“平时，对群众防疫知识的普及不够，相关宣传和培训很少。比如戴口罩，好多人都不会，有的分不清正反面，甚至还有人把鼻子露到外面。”
三是遇事容易慌乱，盲从跟风现象频发。今年1月底，“受疫情影响大米将紧缺”谣言在网上流传，导致福建莆田部分乡镇、街道的居民前往超市、商铺哄抢大米。一时间小范围内出现市场恐慌，少数经营者哄抬民生物资价格。当地发改委和市场监管部门不得不反复辟谣，才止住群众哄抢物资行为。
“有的群众一开始比较紧张，甚至过度紧张，但又缺乏耐力，过不了多久，侥幸心理就开始滋生。”北方某市组织部门一名干部说，这两种心态都容易出问题。总体来看，群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发灾难灾害缺乏知识储备，政府平时对群众的灾难教育和应急演练都需要加强。
四、社区服务：
“空壳”多，“留白”大
最近，家住北方某省份一城市社区的小王频繁接到自称是社区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在电话里极尽热情，又是问最近身体怎么样，又是关心最近出没出门，然后登记这信息、登记那信息。
对于社区突如其来的周到，小王却很难买账：“我入住这个社区已经6年了，从来没有工作人员联系过我，更别说关心了。这次社区向邻居打听，才问到我的电话号码，来电还要先问我的名字怎么写，身份证号码是多少……这些最基本的居民情况，社区这么多年来一点都不了解吗？”
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社区的任务十分吃重。许多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后，居民尤其是老年人需要的医疗、送餐、购物等需求不能得到很好满足，凸显了社区服务能力的薄弱。实际上，不少社区工作者反映，排查测温都缺人，更别说提供服务了。
广西南宁市江南区江南街道五一中路社区位于老城区，是一个商贸场所、出租人口、回迁户集中的社区，总人口超过人。辖区内29个小区中12个没有物业管理，其中10个连门卫都没有。
此外，有的易地扶贫搬迁形成的移民社区，社区服务“留白”之大，更让人不安。
西部某县一名干部说，他们县城和镇上都有集中安置点，但这些新社区往往缺少必要的物业配套，小区管理者对搬迁户自哪里迁来并无了解，无法有效配合小区所在镇村开展疫情防控。同时，这些新社区配套服务功能几乎空白，买个菜都没地方，必要的出入限制等防控措施也就很难落实。
五、治理手段：
宁左勿右，简单粗暴
在疫情防控中，武汉等形势严峻地区采取封城、封路等措施可以理解，但一些疫情比较平稳的地方“一刀切”式使出封字诀，封村、封路、封小区、封门……甚至在中央强调要求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后，仍有不少地方一封了之，影响群众生活、企业复工。
网上曾接连爆出各地强制封路限行造成一些人有家不能回、在路上流浪十几天的极端案例。
有的地方出台“外地人没房产不准回小区居住”等规定，导致一些租房客回不了城。一些租房客表示，本想尽快投入工作甚至参与防控物资生产，但一纸禁令让他们回不了城。
某农业大县的蔬菜行业协会理事长说，蔬菜基地分布在不同乡镇，只要不是本村人，车子跟人都进不去。“工人雇不到，蔬菜运不出，菜烂在地里，城里的经销商急得跳脚，菜农急得掉眼泪。”
目前，交通运输部已出台“一断三不断”原则（坚决阻断病毒传播渠道，保障公路交通网络不断、应急运输“绿色通道”不断、必要的群众生产生活物资运输通道不断），各地物流问题得到缓解。但记者采访了解到，有的地方政策落实并不理想。
有企业负责人反映，内蒙古、河北等地部分牧场出现原辅料供应不足难题，奶牛日常生存难以为继。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对饲料运输等车辆虽然不拦，但需要通行证，而“通行证要村乡县三级审批”；二是各级政策执行标准不一致，有些乡镇对省里通行证和保供证明不认可，只听从当地指令；三是司机进出得执行14天隔离政策。
有基层群众反映：“防疫安全是要保证，但不能简单粗暴，我们各方面都没问题，你还不让我们进出，那叫懒政，那叫治理无能。”对此，不少基层干部也感到委屈：“疫情防控，责任如山，我们如果有更好的办法，何至于此？”
六、社会组织：
既不理想，又遇存疑
此次抗疫过程中，湖北红会连续多日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面对铺天盖地的效率低下、组织混乱、颟顸无能等指责，武汉红会的领导不无委屈地说：“武汉红十字会只有10个人，湖北省红十字会有20多个人，人手非常紧张。”这充分暴露了在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方面，人力不足、渠道匮乏的问题。
面对这一形势，当时舆论呼吁，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不能简单一刀切地指定官方机构垄断捐赠物资的接收发放。可是，当地政府对社会组织并不信任，表示“对绕开红会直接向有关单位捐赠的防护用品，凡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我们将依法处理”。
这种态度在基层并不少见。部分地方政府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演练无暇顾及，或不知道怎么做，又不信任在这方面有充足经验的社会组织，造成必要的民众教育无人管，重要的防疫设备不知怎么用。
还有的地方，明知自己能够调度的物资与运输力量有限，保证辖区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都有困难，却始终不放心外来援助力量，最后有条件的居民只能自行借助互联网发起互助。
可以说，不愿向社会力量借力，不会与社会力量合力，是当下基层治理中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据了解，湖北、武汉红会也招募了大量志愿者投入抗疫，但这些志愿者多是临时性的，热情有一腔，专业能力却不足，多数只能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显然，这不是整合社会力量长效的、可靠的机制。
七、群众动员：
日常疏于联系，急务响应寥寥
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既是我国制度优势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防控疫情的关键举措。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在不少城市，社区组织行政化严重，社区干部事多人少，且忙于应对上级派下来的各项任务，平日与社区居民不熟悉，疫情发生后，社区干部缺少动员力和组织力，形成“党员干部往前冲，群众拎着板凳看”的尴尬局面。
记者在中部的一个大型社区采访时，了解到这个社区管辖范围包括多个住宅小区，为了强化疫情管控，上级要求社区干部下沉一线，但下沉后就有了新的问题：部分社区干部由于和群众不熟悉，在开展排查工作时，连住户的门都敲不开；有社区干部希望征集志愿者参与门岗的体温检测、物资搬运等工作，但业主很少有人响应……
疫情发生后，大多社区干部从大年初三就结束休假，日夜轮流在小区门口值班。有基层干部说：“疫情需要群防群控，而不应该党员干部干，群众揣手看。”
在乡村，类似的问题同样存在。“现在基层网格的网眼过粗，过大，难以精确抓到疫情中的‘小鱼’，有点撞运气的感觉，这非常令人担心。”西部地区一个街道的党工委书记说，连日来他精神高度紧张，生怕辖区内出现一个扩散性传染病例，受到上级追责。
面对这种状况，多位受访群众表示，社区干部要多和群众接触，不然和群众肯定会有距离。一些平日里志愿服务活动、业主委员会工作开展比较好的地方，情况大不一样。中国好人、武汉好人圈协会会长侯立新介绍，有的小区，志愿者报名踊跃，成为强化防控工作的重要支撑力量。
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当前不少社区工作人员专职化，拿固定工资，上班坐办公室。一些专家认为，这种变化有它的合理性，但也有明显弊端。一是为减少开支，社区工作人员数量可能被压缩；二是既然从政府拿工资，社区组织的行政化问题也可能加剧。
八、统筹协同：
部门利益多，顾全大局少
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各地各级都成立了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但不少领导小组难以对防疫工作进行有效统筹，基层工作人员因此疲于奔命，充分暴露了基层部门打架、地区各自为政等问题。
“同样一个数据，由于发文件收集数据的部门不同，收集数据的人就不同，结果也不一样，数据打架现象严重。”三峡库区一名政法干部说，一次县里在收集疫情相关数据时就出现这个问题，不得不重新安排收集，一天之内先后让基层报了4次数据，基层的不满可想而知。
部门打架也给普通群众带来困扰。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周新成和他的同学作为武汉返乡人员，在春节期间频繁被各方核实信息，有天早上3个不同的部门上门量体温。
此外，一些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对复工的企业，疫情防控指挥部已有了统一复工生产的要求，比如量体温、戴口罩、勤消毒等，但不同行业部门和不同地区有的也下发了复工生产要求，与指挥部的要求不尽相同，这种做法既增加了基层干部负担，也让企业无所适从。
2月10日，广东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顺德总部车间生产线上的员工测体温。新华社记者黄国保摄
北方某地级市组织部门一名干部认为，导致部门打架、地区打架的原因，主要是本位主义作怪，考虑自己的多，顾全大局的少。中央农办专家委员、湖南省委“三农”工作专家组组长陈文胜说，成绩面前，各个部门、各个地方都想刷存在感；一出问题，大家都想把责任撇干净，打的都是自己的“小九九”。
九、信息沟通：
发布常迟缓，时有不专业
在突发疫情面前，公众对新型病毒的认知、对防护措施的了解有限。未知带来恐惧，恐惧滋生谣言，信息公开是谣言最好的消毒剂，可以减少公众猜忌，提升公众的安全感。
记者调研发现，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一些地方及相关部门信息发布迟缓，渠道不畅，导致谣言满天、恐慌蔓延，暴露了基层在信息管理和舆情应对上能力不足、办法不多的问题。
西部某市确诊了两例病例，当天内部的红头文件就在当地传遍，患者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人尽皆知。第二天，官方正式通报这两例确诊病例时，竟写错了患者的家庭所在地，最终靠网友及时反馈，才得以更正。对此，一些人嗤之以鼻：又慢又不准确，还不如